討厭以淒慘作籌碼

多謝慧欣轉寄下面的文章，讀了有點火，就記下火什麼吧。


作者鞭韃社會失語，指貓狗權利也能一呼百應，但三條鳳姐的生命卻嬴不倒合理的關注。

前陣子女協也徵詢過執委的意見，是否參加青鳥發起的聯署，而我沒有表示同意。我不是不認為這些女性的生命和尊嚴不應該被重視和受保護，只是我沒辦法同意那些同情她們的輿論所用的理據。

「鳳姐努力養家，自力更生...」老實說我真是不明白在香港為甚麼養家要靠性服務？有什麼隱衷？當然有人說性服務也是一種工作，所以這些女性叫性工作者。 但老實說，我也無法認同這理解和稱號。我的理由是如果這只是一種工作，鳳姐就不會因為自己的丈夫幫襯別的鳳姐，或愛上別的鳳姐而大發雷霆。這不是我作的故 事，是看書知道的。

再說，如果這只不過是一種行業，為什麼它要有特殊保護？任何工作都有危險性，死傷也不是那一行的專利，揸筆揾食也會生骨刺，因長期勞損變成長期病患；所以要保護要立法，又豈能只為性工作者？

性服務與道德掛鉤是不能迥避的事實，如果迥避這問題，卻製造對立，什麼正常與邊緣，弱勢與主流，以此來為鳳姐造勢，如是者就不好指責社會失語。因為我們關心的問題即為甚麼一定要做鳳姐、性服務與人倫關係得不到直綫回答，那麼我們是對不了嘴，不是失語。

我肯定自己不是不關心鳳姐，我贊成設紅燈區，讓基於任何理由做鳳姐的可堂而皇之做生意，我贊成設鹹書街，讓喜歡看鹹書的大眾看到嘔泡。但我討厭以淒慘作籌碼，若說沒尊嚴，這才是沒尊嚴。

最後想說的是，不要動輒封號弱者，相信唯有在沒有選擇權下成為弱者的才真是弱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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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智遠﹕「鳳姐」作為隱喻 (明報) 03月 22日 星期六 05:05AM

明報專訊】始終相信，對生死攸關事，我們必須有鮮明立場，對任何大是大非，社會總該有個說法。

「鳳姐」連番遇害，觸目驚心，人心惶惶，疑犯落網之後，迅即天下太平，事件告一段落。3條人命，換來幾天頭版報道，世界一切依舊，地球仍在轉，大家心安理得。

說我變態也好，我真的不想事情就此告一段落。

大眾對社會關照具選擇性

只要翻查舊聞便知，從事「一樓一鳳」的鳳姐一向是不法之徒的目標，遭劫已是平常，遭殺更非罕見，在深水埗差不多每年一宗，但我們容許慘劇一而再、再而三重複。香港人絕不吝嗇關愛，每當有社會慘劇發生，社會各界往往一呼百應，盡顯人性光輝；鳳姐努力養家，自力更生，慘遭殺害遺下孤雛，卻居然沒有人走出來，帶出對弱勢社群最起碼的憐憫。如此落差，令人慨嘆大眾對社會的關照，原來是那麼具選擇性。

始終相信，三條人命，總該能喚起社會人士關注保障鳳姐安全的迫切性，對應否加強保障鳳姐人身安全，至少說出一個鮮明立場，規管性工作政策方針何去何從，至少有個說法。觀本周社會反應，對慘劇理所當然引申的法例及政策討論，社會陷入全面失語，主流傳媒只是蜻蜓點水，透過社論呼籲政府檢討法例、透過容許「一樓二鳳」保障鳳姐安全，只有一向被認為保守的《文匯報》及《新報》。

鳳姐也是人，也有家庭子女，也會哭也會笑，背後也有眾多辛酸事；受黑白兩道壓迫，姐姐仔相互扶持、勉勵，設立互助網絡，守望相助，義字當頭。除了提供性服務外，「鳳姐」也是常人，有母親、朋友，甚至市民等其他身分。

但我們絕少以「正常人」看待她們，或許是因為，主流社會的「正常」，往住是靠這些「邊緣人士」來界定。不少人努力捍衛性工作者權益，也努力展現她們作為「人」的面向，幫他們重建自我形象，但試問，《我的性活》、《性是牛油和麵包》、《香港女性性工作者經驗研究報告》等著作，中產人士相信連名字也未聽過，就連紫藤、青鳥爭取的運動，也是進行得靜悄悄，只是在社會暗角處發聲。

傷風敗德事都能算到鳳姐身上

Susan Sontag說過，具體事物能夠成為「隱喻」，總括大眾對某些事的感受與價值，既繪影也繪聲。今天看來，「鳳姐」在香港彷彿也是一種隱喻，概括了衝擊大眾道德標準事物的定格想像，任何傷風敗德事，帳彷彿都能算到鳳姐身上。任何將性工作者「正常化」的舉動、想法及改革，當然令到大家不安，可避則避。

一邊廂對性工作者人生安危問題刻不容緩，另一邊廂對性工作者的定格想像，卻又揮之不去。因此，面對連番命案，我們陷入一如以往的進退失據，就算明知問題存在，我們寧願熟視無睹，只顧自我感覺良好，不敢正視現實。公眾這次的反應，不正是一面完美鏡子，揭示大眾看待別人生死攸關事，原來可以毫無立場？

而當對身邊事欠缺立場，我們當然能夠容許自己迴避正視別人所受的苦難，甚至可怕到只是由於「鳳姐」不容於主流道德觀，便連帶否定她們作為「人」應享的尊嚴及生命保障，就算賠上3條人命，也未能令公眾離開那個「隻眼開隻眼閉」的安全位置，走入問題的核心，思忖娼妓的社會意義、存在價值，並開展就娼妓合法化、設置紅燈區、打擊黑社會操控賣淫等一籮筐政策層次辯論。

冷漠，足以致命；迴避，等如默許。我們經常說香港人愛心爆棚，保護寵物也能一呼百應，我們卻對冒生命危險、只求為生的姐姐仔，可以冷漠得隨她們自生自滅。公眾對事件的失語，不正是反映了我們並不太在乎這些慘事再次發生？不少社會精英滿口「法治」、「人權」、「仁愛社會」，由從何說起？

Sontag說過，要擺脫「隱喻」帶來思想枷鎖，「不能僅靠迴避它們。它們必須被揭露、批判、細究和窮盡。」打破「鳳姐」的「隱喻」，對大是大非事有個立場，能否由今天開始？

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

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